从社会结构看人民调解(3)

　　将人民调解制度置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该运动前后之历史、制度变迁的宏大、广袤社会背景中，对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演变的适度分析对诠释人民调解制度应有裨益。有学者根据对一个市场经济极发达地区所做的调查情况，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作过精辟的阐述： 　　乡土中国并非一个如同流行观念那样可转换为“乡村中国”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文化范畴。即使在现代城市，在陌生人社会，现代中国人依然还主要生活在“乡土中国”⑨。
　　在一个社会中人际关系依旧“乡土”的情况下，国家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治理模式同乡土性的社会之间不排除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是必然的选择。本文以为人民调解可以也应当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寻找合理定位。当政治机构的权力、有权机关的意思表达、法律之运作等都意图通过一套科层制的制度体系与机构运作达至随时、全面、无消损地渗入并控制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以促使整个国家的有效运作时，乡土社会下的基层民众如何与抽象、概括的国家实现沟通、交流呢？人民调解作为基层民众对反社会性⑩的纠纷自行解决的重要方法，作为国家制度化了的人民调解则在国家与社会互动间铺就一条沟通、对话的制度性通道。作为人为建构的结构体系，该通道分别根置于国家与社会之中。人民调解作为制度性的通道，则不同价值观、法观念等将在其间实现有序的、平和的传输、交换。无疑，作为制度性通道的人民调解制度可表述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一项高操技艺，也可理解为一种民众自治对国家能力之必要助益。但无论基于哪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是有助其和谐的。
　　人民调解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操作方式上的某些转变主要是体现在作为第三方介入纠纷的调解者。一方面，调解者是前述转变的最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调解者也是该制度性通道中的重要环节。作为国家向社会渗透的重要环节，人民调解制度中的调解者将承担传达、表述、阐释国家的意图，乃至促使社会中的纠纷各方尽可能以国家意志作为解决方向。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制度具有强烈的国家对基层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对基层社会之国家治理的功效。另外，人民调解主要是在调解者的介入、推动下由冲突主体对各自利益得失予以权衡，从而寻求合意的活动。因而，该合意寻求过程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乡土社会的基本风俗与习惯，尤其涉及乡土社会中的冲突各方（包括其他民众）如何对待纠纷，如何看待处于不稳定状态之社会关系和各方主体等等问题。概言之，人民调解制度体现着民间法向国家法的回应，乃至渗入，反映普通民众的法意识与相当程度的基层民众自治。因而，人民调解制度更多意义上系民众自治之实质，同时呈现一副国家进行必要、积极推动的外观。
四
　　20世纪以前，传统中国出现扩张的国家机器限制基层社会自治，甚至排斥、消灭具有自治性的社会创造性，这与当时中国缺少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它还缺乏动员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能量和资源有关，故而致使国家排斥地方社会创造性（11）。正是该社会背景下，共产主义运动将传统民间调解逐步制度化并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从而达至调动整个社会的能量与资源。在调解架构层面，其主要通过对调解者的适度改变从而实现前述政治动员目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作用仍旧是其重要的效能指向之一。人民调解作为当代中国法律、政治诸领域有机运作与互动的重要制度性措施之一，其既以中国传统调解的历史家珍为底蕴，又凝结自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人民司法经验，还有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化之保障及政府之积极、强力、有效推动，其远景可以想象。
　　注释：
　　①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美］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许旭译，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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