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第三人利益而言，在学界向来有依物权行为理论之保护与依善意取得制度之保护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足以保护第三人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而且还可以克服所谓“物权行为理论的诸多弊端”，故完全可以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物权行为理论所具有的理性思想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较之于善意取得制度更能保护交易安全，倒是善意取得制度的一些缺陷使得在适用该制度时其操作性和成本都问题较多。在此仅简单指出善意取得制度的最大缺陷乃在于善意取得制度中所谓的“善意”纯系一主观心态，并且无客观标准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第三人所谓“善意”举证责任的“包袱”抛给第三人自己，即第三人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着一个没有公共客观标准的主观“善意”，紧随其后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个“善意”没有客观标准，原权利人及其他人可能又举出第三人主观“恶意”的证据来，最终将产生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后果，即本来是为了解决物权变动这一法律问题，而最终却变成了一场为了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主观心态善恶与否的举证责任大战，其司法操作难度之大，成本之高可想而知。而依物权行为理论来解决物权变动问题，整个过程思路非常清晰，并且在物权变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依形式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公式性行为来体现，并且法律赋予了这些行为以相应的法律效力，那么本着对法律的信任而对这些公式性行为所应具有的法律效力的信任，就是“善意”。因此这里的“善意”完全是一种客观标准，是法律赋予的“善意”，从而极为有利地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了交易安全及整个市场交易秩序的良性运作。
由此可见，物权行为理论充分顾及了每一个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并且更加公平、高效地保护了市场交易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以及整个良性交易秩序的形成，思路清晰、逻辑严紧地实现了民法更高层次的正义价值目标。
【注释】
[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在破立结合的基础上借鉴了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孙宪忠教授的一些观点。
[2]也有认为分离原则系指处分行为与负担原则的分离。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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