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扬：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

　　对于王名扬来说，他的这一辈子实在是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生经历。意想不到：在上世纪动荡飘摇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湘中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村少年竟然会成为一名留洋的博士：意想不到：有着大好前程的青年为何会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只身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意想不到：归国后，深受种种不公的待遇，依然能够坦然面对，积极工作：意想不到：中断了学术研究20多年的古稀老人，为何能够在迟暮之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学术劲头，写作出上百万字的理论著作。

　　人生很多时候确实有着难以言明的因缘际会，但对于王名扬来说，这些看似意想不到的经历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一直未曾破灭对国家前途的憧憬，没有丢掉超出自我功利价值的家国情怀。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没有这种精神，结果是很不一样的。王名扬身上就具有这种决定人生命运和轨迹的精神。正是这种爱国精神成就了王名扬，使他的命运没有按照常规的语境发展，没有落入那合乎情理的“俗套”之中。

　　★“我和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1916年，王名扬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本地（王家）宗族补贴资助下去读书的。因此，王名扬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以全衡阳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衡阳师范中学。毕业后，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后来又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

　　就在王名扬进入武漢大学法律系学习的那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打响，不仅偌大的华北难以安静地摆放一个课桌，就连处于敌后的武汉也“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意气风发的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情绪激昂，时刻准备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正好这个时候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晋南抗战前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接受了抗战部队的政工干部培训。在那里，王名扬见到了朱德，他问朱德中国怎么样才能统一。朱德回答：“中国想统一就要摆龙门阵，完全民主作风，除民主外，没有统一的方法。”

　　在晋南抗战前线，王名扬深入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脚步走遍了晋南大地的沟沟坎坎。他后来回忆道：“那一年多，我们居无定所，几乎把晋南一带走遍了，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经过一年多的投军抗战，王名扬直面了日寇的残暴，了解了民众疾苦，这种体验越发坚定了他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信念。尽管王名扬在晋南前线只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又回到武汉大学继续求学，但这一年多对于他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他把这段经历作为自己青年时期最难忘的记忆。他自己后来强调：“若问我青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段。我和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在大学学习之时，王名扬就感受到中国当时的法学界被日本学说所支配的窘境。随着研究生学业的完成，他萌生了想改变学界这种日本学说独大的局面，创立起中国行政法学体系的想法。因此，1943年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任教后，他计划前往行政法的母国——法国继续深造，学取真经，以便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的独立发展。1948年，王名扬成为国民政府选派的公派的留学生，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在法国，他一待便是10年。

　　法国的10年，是王名扬学术精进，思想日渐成熟的时期。王名扬曾经回忆说，他每次从自己的住处去饭堂，都要经过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让他对行政法运行有了直观的感受，这是在国内不能体验到的。1953年的一天，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向巴黎大学学位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公务员的民事责任》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在答辩会上，王名扬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意气风发地阐述了自己文中的独创性观点。在场的法国的行政法学的权威对这个东方青年频频点头。王名扬的导师埃森曼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为了进一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行政法有客观的认识，王名扬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3年俄文和日文。

　　王名扬在法国的10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宣告成立，国家各方面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王名扬心里敬佩中国共产党，暗下决心要回到祖国大陆，投身国家的建设。他后来在访谈中袒露自己归国的心迹时这样说：“在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对于王名扬来说，他本可以选择留在法国，凭借他的才学在法国学界斩获一席之地，并不是难事，并且他已经在法国安静地生活了10年，适应了这里的方方面面。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进祖国大陆的怀抱。要知道，中法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互派大使，王名扬要回到祖国大陆，并不是那么容易。终于到了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王名扬转道瑞士，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途经苏联，只身回到了阔别己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外，其余全都是沉甸甸的书籍。王名扬认为，这些书籍，是中国法制建设必要的资料，必须要带回去。

　　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不久，就被安排进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理论教研室，很快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于1959年调到外贸学院担任法语老师。在“文革”中，由于王名扬与法国友人经常保持通信联系，竟然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由此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但他相信，艰难、困苦和不公正的待遇终会过去，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年龄不饶人，我得抓紧著书，把我学得的东西多多地留给后人，才好瞑目啊”

　　梁南在“文革”结束后曾写下《我不怨恨》这首诗，诗中这样写道：“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这表现了饱受时代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消沉，内心仍旧保存着对国家、对人民的那种挚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名扬恢复了原来的工作，重新拿起了笔，执起教鞭，老当益壮，进发出一股磅礴的创作热情和研究劲头。

百度搜索“yundocx”或“云文档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云文档网，提供经典法学类王名扬：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