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对中国传统诚信价值观的继承。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诚信”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的价值规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同样也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任何一个层面缺失诚信，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而也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规范。传统诚信文化的丰厚资源，也为倡导国家诚信、社会诚信以及个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传统诚信观;个人诚信;社会诚信;国家诚信;当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3-03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对中国传统诚信价值观的继承，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诚信”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的价值规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国家、社会和个人任何一个层面缺失诚信，都会造成极大危害，因而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传统诚信文化的丰厚资源，也为倡导这一整体的价值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诚信观
诚信，是诚实守信的简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字构成，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以诚信两字互训：“诚，信也。”“信，诚也。”[1]56可见，这两字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的释义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2]29“信”从字形结构上看，“从人”“从言”，强调人言行不悖、表里如一、严守承诺。所以，诚信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真实无妄，重信守诺。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诚信”既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所秉持的价值观，是三位一体的价值规范。
（一）个体诚信
中国古代有很多个体修身的案例，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子杀彘”就是个体诚信的范例。曾子之妻要去集市赶集，她的小儿子不愿离开母亲，就哭着追她。母亲哄他说：“你如果回家去，我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儿子听后乖乖地回家了。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真的要去杀猪。妻子忙制止说：“我是骗儿子的，和他闹着玩呢。”曾子却严肃地说：“大人不能对小孩子说谎话。小孩子现在什么都还不懂，需要父母亲来教育，向父母学习。如今你欺骗了他，就是在教他骗人。母亲欺骗孩子，孩子以后就不会再相信母亲了，这样还怎么教导成人。”因此，曾子就履行了妻子的诺言，把那头猪给杀了[3]185-186。本来“曾妻”可能只是以“为女杀彘”哄哄小儿而已，没有想到曾子却如此较真。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小儿哭闹，哄哄就好了，成人对小儿的“承诺”多半也只是说说而已，用不着较真。但是，曾子却认为，小儿的童心和童真是不能“与戏”的，而且幼儿的“心智”有赖于父母的“诚信”教化，“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对待“未有知”的幼儿，曾子尚能做到言必行之、诚实无欺，更何况对其他“有知”的成年人了，因而曾子受人尊敬、德高望重。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信”与“仁、义、礼、智”一起，成为“立人”之“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4]12“人之无信”犹“车之无■”，难以行之于世。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都把“诚信”奉为为人之“圭臬”。管子把“诚信”作为结交天下朋友的信义基石（“诚信者，天下之结也。”）[5]109，韩非子则把“小信诚”作为“立大信”的根本（“小信诚则大信立”）[3]184，刘向认为人背弃“信用”则其人品“一文不值”（“人背信则名不达”）[6]418，程颐则说个人如果没有信义将无法立足于世（“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7]4。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点，没有诚信，个人就难于立身，社会就难以有序。
（二）社会诚信
如果说“曾子杀彘”体现了个体诚信的价值，那么“赵柔卖犁”则说明社会诚信的重要。《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记载，赵柔乃北魏时期甘肃金城人，少年时他便以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学闻名于当时黄河上游一带。他为人宽厚仁爱，很有信用，历任著作郎、河内太守。有一次，有人送给赵柔数百枚犁，赵柔便和他的儿子赵善明拿着犁头到市场去卖。有个人来向赵柔买犁头，出20匹绢子的价格。赵柔同意卖了，那人便回去拿绢子。有一个商人看到了，知道赵柔是卖得太便宜了，想立即出30匹绢子买下。赵善明听到这位商人出价高，就想卖给他。这时，赵柔对儿子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那商人只得怏怏走开，心里又暗暗佩服赵柔的为人。原来的买主拿了20匹绢子来，赵柔父子便将几百枚犁头全部卖给了买主。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很佩服赵柔言而有信、重信轻利的美德。就连“■绅之流”，也“闻而敬服焉”[8]390。
赵柔重信轻利的美德令人尊敬。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诚信是立业之基，当信用与利益相冲突时，毫不犹豫地舍利守信。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交往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体系，诚信是社会交往中的基本公德，是立业之基，只有讲求诚信，社会才能安定有序，事业才能长久发展。
（三）国家诚信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记载了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故事，这则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在社会变革时期，国家诚信与威望的重要性。公元前361年，秦国新国君即位，即“秦孝公”，但当时秦国文化发展落后，在其他诸侯国看来，那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国内，百姓对君王的信任度很低，国家急需要改善这种状况。终于，商鞅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良策，并在公元前356年开始主持变法。在变法前，商鞅认识到，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感，只有在全国建立起诚信守约的风气，才能保证变法改革的成功。因而在法律颁布以前，商鞅制作了一个3丈高（战国时一丈约合今天的6尺）的木杆，立于京城南门。他宣布：“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不会真正奖赏给他们的。这时，商鞅又宣布：“能徙者予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一个人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以明不欺。”从此，百姓们都知道了政府是言出必行、言而有信的。商鞅见时机成熟，就颁布了变法改革的法令。新政刚开始施行时，大家都还不习惯，而太子首先犯法了。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政府不能严格地遵照新政，那么政府颁布的政策在百姓心目中就是一纸空文，政府便失却了威望和信用。然而由于太子是君王的子嗣，不能施刑，商鞅便对傅公子虔及其老师公孙贾用刑。此后，秦国人都严格地遵守新政，按照新令行事。新政“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9]338商鞅变法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国外，秦国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统一了六国，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新篇章。 商鞅在变法前，通过徙木立信，增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变法得以顺利开展;在变法中，又通过令出必行、严格执法，增强了政府的威望和信用，使变法得以成功实施。商鞅的故事告诉我们，诚信是国家兴旺强盛的前提，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准则，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时期，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动荡期，国家的诚信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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