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底蕴、地方特色与“新五化”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探究——兼论

文/刘新

【摘要】“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底蕴更是历久弥新。在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以挖掘文化底蕴为根基，以地方特色为主要特征，发挥各自地域优势，走以农民参与为主体的社区模式，结合新农村社区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差异性，夯实农民增收的平台，应是新农村社区建设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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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农村；农业现代化；社区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42400410234）。

【作者简介】刘新，许昌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农村和社会发展。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方针，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专门部署，具体就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五化）。

一、新农村与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简要回顾

（一） 主要成就

1.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进一步改善。“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央和地方都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推广、农产品贸易等的支持力度，采取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有力举措，多管齐下提高农民收入。

2.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村基本实现通电、水、路、桥、邮等“七通一平”农村的医疗、教育、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明显变化。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农村现代文明方式得到不同程度普及。

3.乡风文明与精神面貌进一步改善。各地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领农民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文明进步步伐加快。

4.村容村貌与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以农村的生态文明为主线，大力整治“脏、乱、差”现象，突出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 存在问题

1.农村空心化依旧严重。农村空心化是对我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概括，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村庄格局缺乏协调性，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资金非农化和土地非农化。

2.农村留守人口生产生活现状总体严峻。总体上讲，农村人才分布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如各类生产能手和能工巧匠较多，懂经营和管理的人才少；县城人力资源相对聚集，而山区乡镇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稀缺；层次较高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多，在农村从业的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情况更严重。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约5000万人，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家务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以上。

3.农民收入增长依旧缓慢，收入增长点少。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教育、医疗、消费、就业、政府公共投入、城乡卫生环境等七大方面，每个方面的背后几乎都与收入因素高度相关。到目前为止，传统的增收模式已显出局限性。第一，增产增收模式日渐式微；第二，价格增收模式走到尽头；第三，结构增收模式潜力有限；第四政策增收模式空间狭窄。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1日数据，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583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516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 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373 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1273 元。相比之下，农村内部人均收入差距也达到2倍以上。

4.部分农村价值体系呈现严重荒漠化，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文化体系没有系统建立。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中国融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行其道，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农民社会政治的进一步的边缘化，地下六合彩泛滥等等表明，农村价值失落已很严重了。伴随农村价值失落的是农村道德溃败，一旦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缺位，个人奋斗的深沉动力丧失，农民的行为就会如脱缰野马失去约束，由此出现各种极端的不可理喻的事情。学者郭亮在做跨地区调研中，强烈感受到财富占有的不均改变的不仅是传统的村庄社会结构，原有的道德和价值基础都面临着崩塌的可能，凭着学者的敏锐性提出“警惕贫富差距导致农村价值体系裂变”。罗昌平在其名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中说，“建立在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谐社区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开始裂变——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共同体名存实亡”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形势

（一） 事实上的三元社会和农民中国

中国当前是一个城市社会，一个农村社会，一个是农民工组成的流动社会，是典型的三元社会。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0日公布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894万人。无独有偶，清华学者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三元社会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农民工社会”。国家公开的数据支持这个论断。实际上，目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具有“农民心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农民文化一旦改造成功，后面的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也随着烟消云散了。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碰撞之下，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搞好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一个进入风险社会的国家来说，无论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二） 农民文化的核心仍是宗法农民文化

从1973年我国计划生育实施，目前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快速增长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变，在“三农”的大背景下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导致农业领域劳动力相对稀缺，进而导致农民工的相对稀缺以及工资上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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