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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本文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累犯　　普通累犯　　单位普通累犯　　单位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立法现实，此前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论争已告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等刑罚适用制度都是建立在处罚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的，对于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量刑情节如单位累犯等问题仍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同单位犯罪作斗争。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就其中的单位普通累犯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确立了普通累犯制度，其第１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此为普通累犯之规定。对于单位能否构成第65条规定的普通累犯，刑法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有持肯定意见的，有持否定意见的，更多的学者对此则保持了沉默态度。［１］
目前，在刑法学界以杨凯博士为代表的个别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需要研究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问题。［２］其论证现行刑法第65条已经将单位普通累犯包括在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单位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承担刑事责任时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管是采用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都只能意味着是对单位整体判处的刑罚，而不能看作是对上述各有关自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罚主体判处的刑罚”。［３］对于该论点的内容本身，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单位普通累犯已包括在现行刑法65条之中的结论。因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单位自身，对单位自身适用的刑罚也只有罚金刑一种，虽然在“双罚制”下，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虽然其确实是因单位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但在其既已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处罚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单位脱离关系，必由其他自然人在单位中取其位置而代之，其意志无法继续在单位实现，该单位若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已与其意志无关。因此，可以看出，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单位犯罪的刑罚分担主体。为了将现行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的单位普通累犯强行纳入第65条的规定，置单位犯罪主体而不顾，牵强地适用刑罚分担主体的刑罚来满足现行刑法第65条普通累犯构成的罪责条件，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刑法65条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强行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就是单位累犯构成要件中作为时间要件中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问题。在刑法中，累犯制度并非孤立的制度，它与同样是建立在自然人犯罪基础上的“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刑罚适用整体，对其中之一作扩大解释，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机的后果，以致于影响到刑罚适用制度整体的协调。赞成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刑法65条的学者认为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应确定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４］。但是，问题是，如果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被判处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且一直在服刑未有减刑或赦免的情况，对犯罪的单位而言，因该自然人刑罚并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因此，按照该标准，在其服刑期间，单位若再犯罪只能适用“数罪并罚” ----虽然，事实上在该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后，该单位已与该自然人无任何关系。而且，对单位而言，单位所犯前罪而判处的罚金刑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执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单位实行“并罚”是否有违情理？对单位荷责是否太重？另外，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在受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处罚后，将与单位脱离，他（她）是作为自然人而服刑的，其本人是否能被改造好、改造的进度以及在服刑过程中能否被减刑或赦免等等均具有不确定性，需视其自身被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与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将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系在一个已与单位相脱离、全凭其自身的改造情况而最终决定服刑长短的自然人身上，一方面将使计算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确定方式于情理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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