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6)

    然而，简单地从保护范围是否包括合同债权来界分二法的关系，还是不够的。实际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也做过此种尝试，该条也没有列举合同债权，也反映了立法者的此种倾向。《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构成侵权责任。对于第823条第1款来说，立法者明确将该条所保护的权利限定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但在实践中，大量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现象，单纯以保护范围对此加以界定，是难以处理的。由于德国实务界对“其他权利”的解释采谨慎态度，因此决定了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狭窄性。这就迫使法官在实务中扩张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如“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制度等[23]。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虽然基于是否保护“债权”原则上界分了两法的保护范围，但实践中大量存在两种责任的竞合问题。因此，简单地依据是否保护债权来划定两法的关系，是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尤其是我国侵权责任法本身就有扩张其适用范围的趋势。这实际上也导致一些合同法制度或合同法的保护范围受到侵蚀。例如，《侵权责任法》第41条扩张了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一些不适当履行的合同责任可能被纳入到侵权责任的范畴。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将各种医疗损害都置于侵权责任法之中，实际上已经将一部分属于合同责任的医疗损害也纳入到侵权责任法制度之中。
    尤其应当看到，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几乎大多数侵权责任制度，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民用航空器致害的高度危险责任等，都可能涉及到这些问题。以上述“美容案”为例，实践中多数意见认为，此类情况应按照侵权责任法处理，毕竟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有明确规定，以此能够较好地保护患者的利益。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可能还过于简单。从案情来看，当事人之间毕竟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的承诺已形成了充分的信赖，被告的行为已经符合了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简单地否定违约责任的存在而一味将其纳入到侵权责任范畴，与该案的具体情况不符。由于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医疗合同关系，受害人甲对乙享有合同债权，这种债权就是请求其进行美容服务的权利。且当事人之间医疗合同的内容是可以确定的。从乙的允诺及其宣传单中的担保等内容中，可以确定该合同的内容。因此不能排除案件争议所涉及的合同关系与违约责任问题。
    与两法保护的范围相联系的是，两法中法律责任制度所保护的不同利益也存在区别。具体而言，合同责任所保护的利益主要是履行利益，此种利益包括了履行本身和可得利益。而侵权责任保护的是一种固有利益，即受害人在遭受侵害行为之前所既存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这两种利益和两法保护范围不同的联系表现在，履行利益主要是从合同法保护的债权中产生出来的，它体现在合同债权之中；而固有利益则从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绝对权中体现出来的，是绝对权的利益形态。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观点，“若因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而此种情形亦可认为得构成契约上过失责任时，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被害人于其健康或所有权所受一切损害，即所谓维持利益（Erhaltungsinter-esse），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契约所生利益，从而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界限的问题。”[24]
    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的界分，仍然是私法自治理念所决定的。其价值判断的源头即在于此。合同是一种交易，当事人秉承私法自治，约定了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只要该约定合法，法律就要保护当事人从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合法利益。履行利益的赔偿标准通常是通过赔偿使当事人处于如同合同完全履行的状态。其目的是使当事人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而固有利益本质上是人身利益或精神利益，这种利益并非源于合同，而是来源于法律对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的保护。其基本理念在于立法者对人自身的关爱。这种利益的保护和私法自治并无实质性关联。例如，以买卖人体器官为交易标的的合同，通常是无效的；再如，在保险法上，人寿保险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不能转让的[25]。这就表明，在人身利益保护层面上，私法自治原则常常是很难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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