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2)

    试以“美容案”为例，受害人甲到乙美容院做美容手术，在手术前，乙向甲承诺该手术会达到一定的美容效果，并许诺该美容手术没有任何风险，成功率百分之百。并且，乙在其散发的宣传单上明确承诺，“美容手术确保顾客满意”，“手术不成功包赔损失”。据此，甲同意乙为自己做美容手术。结果该手术失败，导致甲面部受损，甲因此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后甲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在该案中，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尽管在该案中存在着医疗合同关系，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其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并要求按医疗事故进行事故鉴定。《侵权责任法》专章规定医疗侵权责任类型后，更进一步促使了医疗侵权责任的扩张趋势。
    一叶落而知深秋，该案所反映的侵权责任法的扩张现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法发展上，而且体现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上。尽管《侵权责任法》第2条试图将是否保护债权作为区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的界限，但是，随着该法对于各类民事权利的详细列举，以及对民事权益的开放式保护，这种立法模式导致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不断处于一种扩张的态势。在相关的具体侵权责任类型中，有关条款处理得不够具体、明确，导致了侵权责任法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例如，《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权威的解释认为，该条中的“损害”包含了产品缺陷造成的各种损害[7]。如果依此理解，在“瑕疵”和“缺陷”本身界定不清的情形下，只要交付了有瑕疵的产品，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害都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来解决。如此之下，不仅买卖合同中不适当履行的违约责任将让位于侵权责任，而且像租赁、承揽、保管等涉及到标的物交付的合同中因所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缺陷造成的损害都可能由侵权责任法来解决，这必将使得违约和侵权的界限更难以厘清。
    侵权责任法不断扩张，也会影响到民法内部体系的和谐一致，以及妨碍我们正在推进的民法典制定工作。例如，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中作出选择。虽然有必要对此种选择作出一定的限制，但上述扩张趋有可能剥夺受害人享有的选择权，进而改变现行有效的责任竞合规则。
    不仅如此，侵权责任法扩张也是影响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侵权责任法过分扩张，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呈扩大趋势，即法官本来应当适用《合同法》的，但却可以选择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本来可以直接依据合同约定确定一方的履行是否合格，但却要进行事故鉴定、质量合格鉴定等各类鉴定活动，并由此引发新的鉴定纠纷。这会导致司法裁判结果的不一致。众所周知，司法正义的形式要求是“同等情况同等处理”[8]，但在前述类似案例中，在当事人没有做出明确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可以自由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而在两法对构成要件、举证责任、法律后果的规定都不相同的情况下，适用不同的法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其结果可能是类似情况不能得到类似处理，这不符合司法正义的基本要求。总之，界分两法既关涉我国民法体系的维系，又是影响公正司法的重大问题。
    二、界分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价值考量
    准确界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首先就要考虑两法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是私法自治，私法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是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法是财产法、交易法，无论是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还是通过鼓励交易促进财富增长，都需要以私法自治为基本价值理念。自治以“个人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为基础，允许当事人自由处理其事务。私法自治的实质就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决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要求“合同必须严守原则（pacta sunt survanda）”，当事人双方都要受到其合意的拘束。私法自治必然要求当事人应依法享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和内容如何以及是否变更、解除合同等权利。私法自治也决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应当优先于合同法的任意性规定而被适用。只要当事人协商的条款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法律即承认其效力。可以说，私法自治决定了合同法的构成、功能和责任，是贯穿于合同法的核心原则。“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这是私法自治的优越性所在。”[9]私法自治通过确认个人意志的独立、自主，赋予其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激发个人的创造性、进取心，进而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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